国·家|家庭不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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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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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

编译：陳觴

原文是对梅林达·库珀（Melinda Cooper）著作Family Values: Between Neoliberalism and the New Social Conservatism 的书评。本文作者是Jacob Hambu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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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新自由主义（Neo Liberalism），我们会想到什么?

在21世纪初,这个词首次进入左翼词典的时候，人们很可能想起大城市西装革履的男人：例如《华尔街之狼》和里面的虚构人物Gordon Gekkos;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佬们，如Lawrence Summers或Dominique Strauss-Kahn。在2018年，新自由主义让人联想到加利福尼亚的悠闲的氛围，硅谷人在办公室穿牛仔裤或是在空闲时间尝试自由性交，他们俨然成为嬉皮士运动的继承人。（当然，这些人仍然不知疲倦地通过应用程序来运行我们个人和工作生活的每一个元素。）

这些图像中的每一个人，都代表了新自由主义在人们想象中创造的勇敢的新世界：银行家的“高风险，高回报”的世界，以及技术人员的引领创新风潮。一切都是货币化的，没有任何东西是稳定或神圣的。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到来，所有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如果有什么东西不能融入新自由主义的世界，那就非道德和传统家庭莫属。然而，至少在英美，率先让新自由主义走上权力舞台的是保守派，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府代表了一个由新兴的新自由主义精英与另一方面的“社会”或“文化”保守派之间的联盟。和任何联盟一样，一旦这一右翼联盟的某些成员认为他们已经赚够了，那就有可能散伙。

梅林达·库珀深耕于资本主义和美国右翼思想，她认为，新自由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之间的对立是天方夜谭。家庭价值观将自70年代开始崛起的新自由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结合在一起，这个项目的核心是家庭，对于库珀来说，新自由主义远不是非道德的，更不是极端“反规范性”（antinormativity）的信条，即使很多人这么认为（包括左翼理论家，如沃尔夫冈·斯特里克和南希·弗雷泽）。新自由主义或者社会保守主义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寻求重建家庭，以此应对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危机。这两个运动已是互助的盟友而非致命的敌人。

道德的危机

要理解为什么家庭对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计划的重要性，库珀认为我们需要首先考虑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政治气氛。在美国凯恩斯主义的高峰期，人们普遍赞成“福特主义家庭工资”（Fordist family wage）。保证体面生活水平的最佳方法是为传统的每个男性养家者提供维持生活的工资，几乎每个人都想组建异性恋家庭。

当然，支持和反对者提出了不同想法。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自由主义者旨在利用福利国家来将家庭工资扩大到以前被排除在外的人，即非裔美国男性户主。虽然许多共和党人觉得这决定过于慷慨，希望取消这一福利计划，但是他们或多或少承认“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库珀透露，福特主义家庭工资使得反贫困活动家Frances Fox Piven和新政自由派Daniel Patrick Moynihan以及温和的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团结起来。 甚至米尔顿·弗里德曼 ——库珀在此期间描述的愿意与左派妥协的“实用主义者” ——正在考虑建立一个温和的福利国家，将福利范围扩展。

但是，福特主义家族工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库珀认为，家庭援助计划（Family Assistance Plan）的失败是一大转折点。家庭援助计划想要取代取代大部分社会福利计划，确保男性主导家庭的收入。该法案本应成为家庭工资福利国家的高潮，但是失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尼克松在国会意外地获得支持——这最终敲响了福特主义者的丧钟，家庭工资在政治上走向末路。

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和文化危机的情况迫使他们完全放弃福特主义的工资制度，并重新构想家庭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开始争辩说，20世纪70年代失业与通货膨胀相结合的“滞胀”，主要是由于失控的政府支出和二十世纪社会民主制度的“不正当奖励”造成的。他们主张通过用私营部门机制取代福利国家的宏观政策。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对个人施加足够的压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库珀认为，当代社会保守派与此关联密切，首先是前自由主义者，如Moynihan, Irving Kristol, 还有Daniel Bell——他们作为回击新左派的新保守主义者出现。在对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的反应中，新保守主义者为新自由主义者强调的过度福利支出和通货膨胀提供了便利解释。正如Bell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所建议的那样，反主流文化不仅鼓励“享乐主义”而导致超支，而且，在激进左派的影响下，福利国家通过向不符合传统规范（或挑战主流种族等级制度）的人分配资源，渐渐导致美国家庭崩溃。例如，比尔·克林顿改革的二十多年前，Moynihan警告说，单身黑人母亲正在成为“福利贵族”。

面对所谓的“通货膨胀的道德危机”，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开始发现，家庭价值观的说辞不只是攻击福利国家的一时诡计。而且如果要把国家责任转移到市场，严格执行家庭的规范观点是必须的，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结合的一大原因。事实证明，私有化需要一个道德的视角，即“私域”是什么。

在社会保守派的帮助下，新自由主义者将家庭重新定位为市场社会的基本单位。如果在福特主义制度下，男性是福利金的受益者，新自由主义则将家庭内部视为转移支付的替代品。库珀认为这种转变是对社会政策曾经陈旧的“穷人法”传统的回归，其中家庭成员被迫为其亲属承担经济责任。例如，在克林顿时代的福利改革中，单身母亲的福利被儿童保健支付所取代，这需要追踪孩子的亲生父亲（这种做法是为了减少支出）。与此同时，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成本从集体钱包转移到私人家庭，

家庭价值观决定各种各样的国家资助福利的取舍，当然，库珀引用了20世纪90年代的“工作福利”改革，这种改革认为个人福利应该以就业为基础，如此才有能力对家庭“负责”。但她也发现了道德区分失败的例子，新自由主义理论家Richard Posner and Tomas Philipson提过，预防艾滋病的公共资金用来抗击疾病，政府却有效地鼓励了诸如同性恋之类的“冒险”行为 —— 尽管作者声称不对同性恋进行道德上的反对，但是这样做会使公众对不负责任的个人行为承担包袱。他们建议促进履行传统的婚姻和性规范，以此降低家庭承担个人健康的成本。

库珀认为，这种道德逻辑不仅成为了医疗保健的拦路虎，而且已经让美国政策病入膏肓。家庭价值观详尽地展示了保守主义的规范如何贯穿于新自由主义的教育，住房，监狱，宗教以及我们社会政治场域的每个角落。虽然，多年来，新自由主义的大部分支持者声称对家庭，道德和性的问题漠不关心。今天属于Ron Paul品种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自己对个人行为问题很开放，库珀认为他们在避重就轻。无论是在经济学还是道德方面，新自由主义绝不可能是纯粹放松管制的运动，正如经济私有化需要国家的政治权力一样，社会私有化更广泛地执行某种道德秩序。所以，库珀写道，“新自由主义者最终必然将权力下放给社会保守主义，这样才能实现自发平衡的自由市场秩序和家庭自给自足的愿景。”

班农的幻觉

目前，有些右翼话语反映了新自由主义与社会保守主义之间的明显对立，这种对立确实是极右翼自我辩护的核心。四十年来，中右翼和中左翼的新自由主义精英粗暴干预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无论是关闭铁锈带（Rust Belt）工厂，“引进”非法移民，或破坏国家的道德价值观。在史蒂夫·班农之流的叙述中，唐纳德·特朗普将贸易保护主义连同民族主义，与传统道德相结合，这似乎是对新自由主义主导地位的严重挑战。

值得庆幸的是，作为一名天才的政治战略家，班农的幻觉似乎开始消失。事实上，自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大选以来，许多自由主义者和左翼分子依然放任班农做文章，他们认为这能让右翼在媒体狂潮中自取灭亡；但是在特朗普出乎意料地上台之后，许多中左翼开始认为右翼不是吃干饭的。如果“新自由主义的”希拉里·克林顿将关键的中西部各州拱手让给特朗普，也许班纳的右翼就有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力量。

当然，班农这种话其实是自欺欺人。不过，今天的极右翼不是无中生有的，过去思想史的一些观念可以解释班农的“反新自由主义”的吸引力。我们不仅可以在马克思中找到 ——他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传统生活方式的敌人——而且，更重要的观点藏在在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的作品中。在他的巨著《大转型》中，波兰尼观察到，资本主义对财富积累的无限动力和颠覆性新技术的引入，都代表了破坏性的社会力量。出于这个原因，它会周期性地激发那些生活受到影响的人的抵抗运动。因此，波兰尼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会通过他所谓的“双重运动”：在资本主义动荡的每个时刻，反向运动产生于企图捍卫经济转型所威胁的生活方式。在二战结束后，波兰尼认识到，这些对资本主义的反向运动很可能包括反动的保守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班农这些人便是一股逆流。因此，波兰尼坚信，面对资本主义中不可避免的倾覆生活的趋势，左翼民主是抵抗反动思潮的唯一出路。

然而，对于库珀来说，过去五十年来新自由主义与社会保守主义之间的密切合作，有充分的理由订正波兰尼关于“双重运动”的概念。社会保守主义并不是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外在反应，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的和对传统保守主义辩护和破坏都在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建构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就此，库珀写道，“波兰尼所谓的'双重运动'，将其理解成资本主义的内生矛盾会更好。”

库珀对家庭价值观的分析表明，将今天的右翼复兴视为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抵制是错误的。正如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家庭价值观”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携手合作，构建里根时代的经济秩序一样，美国白人至上的价值观卷土重来，还有严格规范的的性教条，都再次证明了保守主义在巩固不平等的经济结构上不遗余力。今天，班农和另类右翼（alt-right）的许多人都表达了他们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厌恶，就像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这样的新保守主义者曾经自称是哈耶克和米弗里德曼的反对者，谁相信他们，谁就是傻子。

但是，如果库珀依靠对波兰尼的“双重运动”理论的修改，来拒绝极右翼主张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抵制，那么波兰尼的信念何在？正如库珀所指出的那样，对于波兰尼而言，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是除了法西斯主义和其他右翼反向运动之外的最佳选择。社会民主主义和反动保守主义都试图重建资本主义威胁要毁灭的东西。如果只有前者以人道主义的名义这样做，它仍然具有支持破坏性社会模式的相同保守作用。正如库珀在整个家庭价值观中指出的那样，绝大多数战后进步自由主义者和左翼分子都像新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保守主义者一样。致力于维持类似的家庭规范：从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X等非裔美国激进分子，到反贫困领袖弗朗西斯·福克斯·皮文（Frances Fox Piven）和理查德·克劳德（Richard Cloward）,更不用说克林顿和奥巴马时代的民主党人了。库珀拷问我们，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尝试，最终会不会依赖于资本主义的道德逻辑？

库珀的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她表达了对那些彻底“反对”的激进左翼运动的钦佩。尽管，库珀认为在同性恋运动和女权主义者的左翼中，这种运动大多仍然处于边缘状态，但她认为这恰是一种不向主导社会意识妥协的表现，性平权有可能打破资本主义内部“双重运动”的循环。然而，库珀并不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赞美“反规范性”，她也不认为女性解放、性别多元或身份政治能取代经济上的问题。

库珀所说的既非经济，也非身份认同，这不仅仅是个人表达的问题。无论是单身母亲争取权利的运动，还是讨论男性是否应该承担养家糊口的义务——库珀既不是教条式的“阶级优先”，对性别平等无所谓；也不想打“身份政治游击战”。回顾家庭价值，不仅能帮助我们揭露极右翼反对新自由主义的阴谋，而且还提供一种社会民主的替代方式。

本文来自美国杂志Jacobin

原文链接：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8/01/family-values-neoliberalism-melinda-co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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